学术活动
中国自然辩证法年会第二分会场-自然哲学与绿色发展理念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9年-11月-14日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2019年学术年会于11月2-3日在北京召开,本次学术年会设10个分会场,第二分会场“自然哲学与绿色发展理念学术研讨会”由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兼院长王治东教授担任主席,自然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南京大学肖玲教授、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林德宏、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肖显静教授、《南京林业学报》主编朱凯老师、河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傅德本教授、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俞明三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玉忠教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志康教授、自然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西南大学孙道进教授、自然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西南大学吴建国教授等老师和同学30多人参加了第二分会场研讨会。

  作为分会场的主席,王治东教授首先对出席本次分会场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欢迎。接着,自然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肖玲教授致欢迎辞,她强调,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同时也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生存关系,人类文明的发展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分化与冲突,自然被分化为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两类自然的冲突越来越严重,人与自然的冲突也就是主客体之间的冲突,主客体的冲突加上利益的驱使就导致主体际的冲突。她表示,传统发展观导致了自然与人性的双重危机,而科学发展和绿色发展就是要向自然与人性的复归,一方面要遵循自然规律,重新思考自然的本体论价值和认识论价值,以解决自然危机;另一方面,以人为本,以民为本,通过人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以解决人性危机。习近平的绿色发展理念把马克思生态观和当今时代发展特征结合起来,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这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包括绿色经济发展理念、绿色文化发展理念、绿色生态发展理念等,发展观的创新将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创新,创新应该思考多重价值和多重效益,实现工具价值、人文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统一。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创新将促进人的绿色生存,也将不断推动中国发展一系列重要概念的变革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范式,我们的自然哲学研究将大有用武之地。最后,肖老师对大家的支持表示感谢,也对王治东老师带领的团队对本次会议工作的认真准备和精心组织致以谢意。

  人、自然与生态系统

  林德宏教授做了主题为“人与物关系的再讨论”的报告,他在思考人工自然物的研究时认为应该考虑到两个问题,第一是物指的是什么?第二是人工自然物,既有人又有自然,既有人工,又有自然界的变化,这二者的关系如何?林老师认为,人造物的出现使人与物的关系复杂化,人工智能物的进展使这一问题尖锐化。抽象的“物质”概念不能说明人与物的关系。恩格斯指出了“物质”与“物体”的区别,但有时也不加区别地使用这两个概念。应明确“物”同“物质”都是哲学的基本概念,二者不可相互取代。应明确人与物的关系也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此的不同回答区分出人本主义与物本主义。他指出,自然物与人造物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物,同人的关系也不相同。自然物按自然规律变化,人造物按人的设计运转。自然物无目的,人造物则蕴含人的目的。自然物呈现的是自然界的价值,人造物展示的是人的价值。自然物不是为人的,人造物是为人的。精神是物质的最高精华,可以理解为人是自然界进化的最高精华,思想是物进化的最高精华。这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肖显静教授从生态学哲学的角度对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做了思考,他的报告题目是“帕滕‘环境子’理论之整体论内涵分析”。肖老师对帕滕(Patten B C)的“环境子理论”的提出及其发展历程做了具体的内容介绍和哲学探讨。他指出,出于传统生物学和生态学“生物-环境二元论”之不足,帕滕在“整体子”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子”的概念,再进一步通过“环境输入子”和“环境输出子”使得系统之“分室”——“整体子”之“创造子”和“生成子”成为可能,由此也使得“生态系统”成为“生态—系统”,生物与环境综合成为一个整体,体现了生态系统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过程以及与其生长发育相关联的能量和信息。

  人、社会与唯物史观

  傅德本教授以“社会主义:新视角的理论解读”为题,认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最好的方法是认真检视我们熟知的理论概念,以求得新视角中的解读,获取新的精神力量。傅老师首先从资本主义的说起,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有高度的评价,资本主义作为第一个真正全球性的生产方式,它拔除了人类交流的一切地方性障碍,并为国际性共同体奠定了基础。但傅老师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有局限性”的先进制度。它应受到驯化和改造。他围绕“社会主义的定义是什么”和“今天应该怎样看待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做了分析论述。他认为今天的世界和中国,历史场景和中心问题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世界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中国也是以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为要务。社会主义终究应该是多数国家和广大民众的选项,至少它带给人们的安全感是十分诱人的,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做出了范例。当然,这历史选择的时机和形式还有待探讨。

  俞明三教授的报告主题是“用‘多和一’的另一种视角认识世界的多样性”。他认为,对整体世界而言,“物质”是无需载体即可显现的存在之函,“精神”是依附载体才能显现的存在之函。“意识”是精神自觉的函,“我”是意识唯一性的函。于是,这种“多和一”的新视角形成了一个能较全面认识和掌握世界的新的哲思体系,这种体系在对世界多样性与一元化关系上也就形成了“一元化是绝对的,而多样性是相对的”结论的新认识。俞老师主张,“世界的多样性现象”是人类思认识的层次性定域使然,这是“多”;“世界统一于过程”是天然存在的连续性,这是“一”。多样性存在因变化概率差别的存在而必然,但是又随人的认识层次而变,因而是相对的;一元化存在因变化的连续性而统一,不因人的意志而不变,因而是绝对的。

  王志康教授从“生态进化和生态文明的角度”探讨了生态问题。他主张,在这个地球上统一的生态系统中,价值和事实是联系在一起的,人类价值就是人处在这样一个系统中的事实。生态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更不是人的本性和习性的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不合理的占有问题。他认为,从人类总体来说,生态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科学技术来解决。当前地球生态系统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合理的生产、生活资源的占有方式造成的。在我们集中全力关注人类的“自然生态文明”的时候,应先关注一下人类的“社会生态文明”。没有后一个文明绝不会有前一个文明。

  孙道进教授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指出,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相互制约,决定了真正的科学不再是单向度的关于物的科学,而是“关于自然的人的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即历史的科学。这样的科学,才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他的“‘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解读”的主题汇报中,孙老师认为,近代科学单纯地以自然为对象,以经验为依据,以事实遮蔽价值的单向度做法,不免显得狭隘、独断甚至荒诞。只有不仅注重自然对象的客观性和异在性,注重知识的精确性和绝对性,而且关照生产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关照现实的人和人的历史,关照社会生产的需要和历史的需要,自然科学才能不仅“解释世界”,而且“改变世界”;不仅确证自身“彼岸世界”的真理性,而且确证自己“此岸世界”的现实性,最终实现自身作为关于自然的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的双重统一。

  吴建国教授汇报的主题是“对‘社会主义’的科技哲学解读”,他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不同于“人类社会”,等同于“完整版自然”。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描述“社会”形态变化的科学理论推定,须以美国社会为例讲清普适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技术”,因其对象特殊性、技术集成特殊性、价值目标特殊性,注定具有特色社会主义特征。由此,他表示,当下中国执政党及参政党、中国的劳动者与资产者都应该明白:在现实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基础上,任何极端强调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诉求,都会伤害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任何违背工人政党执政的改革,都仅是在形式上模仿美国民主政治而远离现代美国民主政治的本质核心。然而当下的宣传教育中,没有按照科技哲学范式讲清楚这一点,或者说没有让大多数国民明白这一点。

  王治东教授对当下的前沿的人工智能议题做了哲学探讨,她在“人工智能研究路径的四重哲学维度”的报告中认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特殊的技术形式,应该是哲学研究的最新科技对象。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四个维度对人工智能进行系统的整体性的研究,是哲学学科的话语空间。从本体论研究路径角度来说,人工智能既是人工技术物,又具有认知科学要素。作为认知科学路径的本体论,是通过把世界分解为与上下文环境无关的数据或原子事实作为可计算的依据而实现的。而作为技术物路径的本体论,它体现为具有技术的集成性、智能的类人性和发展的悖论性特征。从认识论研究路径角度来说,由于人工智能是人工创造的产物,因而它具有自然性与人工性的双重特征,所以既要基于自然规律又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去认识和把握人工智能。从方法论研究路径角度来说,人工智能实际上就是依赖各种算法而实现其对人的模拟和超越。从价值论研究路径角度来说,人工智能具有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可衡量的价值形式,在人-物、人-机、人-智能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上表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性恰恰给从价值论角度的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研讨空间。

  聚焦现实问题

  刘华军副教授以“生物适应性是对还原论的否定”为题谈到,他在思考自然选择问题的时候,适应性问题的讨论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就比较热了,但现在依然没有定论。达尔文本身提到适应性,但没有做过多的诠释。适应性是从生物体与环境之间形成的一种融洽的关系。适应性问题更多地把矛头朝向了自然选择。这就需要对自然的概念做考察,选择的主体也要做进一步探究。刘老师认为,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一定会牵扯到形而上学的问题。当我们把物质看作是可分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形而上学的问题。他指出,自然选择背后的选择力,以及把生物体看做是一个层级结构,都具有很强的还原论特点。刘老师主张用一种历史的观点来审视生物学。

  杜红副教授从实用主义哲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了探讨。在“论实用主义哲学中的人与自然”一文中,她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长期以来实用主义暗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哲学理念一直被人们所忽视,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没有把对自然的理解放在实用主义的“经验”概念之下。从“经验”概念出发,实用主义为把自然放在比传统环境伦理学所能给予的更高的地位上提供了可能。它突破了确立自然内在价值的主客二元对立模式,从人与自然的交互性出发描绘了一副人与自然相互纠缠、深层互动的画面。在实用主义的“经验”概念之下,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环境组成的连续体。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掌控自然世界,而是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去培养有意义的生活,这提示我们建构某种环境实用主义的可能性,为我们关爱与保护自然提供了一种新的辩护路径。

  程波副教授关注全球气候危机,她发言的题目是“论习近平全球气候危机的治理方略”。程老师认为,人类目前面临诸多世界性生态环境问题,其中尤以全球气候危机为最。习近平总书记的气候危机治理方略体现在:经济方面实行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政治方面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方面尊重自然规律、开展国际合作、力争实现国际公平正义的治理方略。习近平总书记以气候外交为代表的生态文明思想在理论上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和预见性;在实践上展现了大国风范,承担了大国责任,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卢照忠围绕“物”和“质”的概念做了哲学解读,他的发言题目是“‘物’和‘质’概念源流考”。他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乃是涵盖天地万物的总名,也是自然概念的别称。物作为自然万物的“大共名”,它由牛和勿合体构成,但“物”字何以能代指天地间的自然万物,尚需要具体而微的论证,否则,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石的“物质”概念犹如立于砂砾之上,根基难稳。不仅如此,物质二字是连用的,还需要理由来进一步论证物和质二字连用的合理性。唯有在分别解读了“物”和“质”概念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才能真正地扎根于中国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切合实际的有机结合。

  王不凡老师针对当下热议的垃圾分类问题做了“科学知识社会化的困境与语境论破解——以‘垃圾分类’为例”的发言。他从科学知识社会化的理论进路出发,对强社会化和温和的社会化路径做了分析,并指出,这两种把科学知识社会化的研究焦点主要放在科学知识生产实践主体及其活动上,而忽视公众理解和参与科学的实践过程,往往会造成科学知识社会化的单向度问题。他以垃圾分类为例,揭示了单向度的科学知识社会化将面临认知与行为偏离的困境,对此,一种“体验科学”的语境论方案倡导公众和科学家进行多元互动来消减公众理解科学的障碍,从而为科学知识社会化提供建议。他表示,垃圾分类作为一项科学知识社会化的工作,不是单向度的知识传播,而是以公众认知和行为统一为核心的科学实践。承认公众的主体地位,可以缓和专家和外行之间的不平衡,也有利于外行更好地理解科学和参与科学实践,从知识层面和社会层面上打破传统“理性——社会”二分的僵局。

  赵紫薇同学做了“情感机器人社会伦理问题研究”的主题发言,认为,情感机器人标志智能机器人发展的新阶段,提升了智能机器人从原服务专业性工作、服务社会性事务等功能,实现与人产生情感双向互动和交往的新功能。伴随情感机器人开发与利用的扩大,人类对其产生的情感交互需求也不断多样化,导致情感机器人不仅对人类生活方式和行为产生诸多影响,更对人类由来已久的社会伦理及其制度框架等都产生了冲击。如何以行为规范、法律法规、伦理准则等厘清情感机器人相关的社会伦理问题,及人类与情感机器人关系的界定等问题,成为智能机器人继续深入发展所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王梦云同学介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威廉·莱斯的思想,她以“需要、商品与生态危机:莱斯的生态消费批判理论研究”为题指出,在莱斯看来,人们的需要包含着物质-文化的双重模糊特性,高强度的市场架构提供了丰富的商品满足人们的需要,但是却使人们遭遇了需要-商品的悖论关系。这种悖论关系使人在消费中感到痛苦,也使环境遭到了巨大破坏,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而高强度的市场架构使得人们无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王梦云认为,莱斯的生态消费批判理论存在着一些理论局限:一是莱斯对于马克思关于自然与技术关系以及马克思的商品概念的误解,二是他过度放大了消费的作用,认为这种过度消费引发的生态危机将取代经济危机,三是他提出的生态政策都带着一些乌托邦色彩。

  最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孙道进教授对本次研讨会做了总结,他认为本次会议具有议题广泛、内容丰富、问题聚焦等特征,表现出了我们学者对自然哲学和绿色发展理念的高度认知和深度研究,本次研讨会获得圆满成功,对大家而言意犹未尽。他希望未来能够多开展类似的学术交流活动,增进学者之间的思想碰撞,尤其是抓住年轻人的学术冲劲,把年轻的思想积极吸收到自然哲学的研究范式中,并吸引年轻人成为自然哲学专业委员会中的重要力量。

  (周德红、王不凡 供稿)